譚政文與審判日本戰犯:二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主要在哪里

來源:編程開發基礎 發布時間:2018-12-21 04:46:37 點擊:

  日本戰犯審判庭的樓上,專門為譚政文布置了一間辦公室,電話直通法庭上的審判長和首席檢察員,使他能夠根據現場的情況和變化,坐鎮指揮審判的順利進行,并開創了我國對審判進行現場錄音的首例
  
  時間跨入1953年下半年。
  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集中處理在押的日本侵華戰犯的條件業已成熟。基于集中處理日本戰犯專項工作的需要,中央主管這項工作的周恩來總理“欽點”譚政文調最高人民檢察署工作,作為他的主要助手,負責該專項工作的一線指揮。
  就此,曾以率領“一百單八將”組建北京市公安局而成就一段佳話的譚政文,開始了他長達八年的檢察生涯。而成功領導、處理日本侵華戰犯案件,更是成為檢察史上不可越過的篇章。
  
  在戰火中成長
  譚政文1910年4月26日出生在湖南資興縣一個貧農大家庭里。父親譚聿懷,在五兄一姊之下排行末位。有文化,通中醫,民國初年倡議并帶頭集資為鄉里創辦了第一所新學――貝稅小學。1925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組辦農會。母親何美姣,生育譚政文兄弟四人,兄政達早逝,政文居次,政山、政士為弟。
  因家境貧寒,譚政文只讀畢高小。他從小愛看《三國演義》、《西游記》、 《水滸傳》等名著,愛聽父親講《包公案》、《聊齋志異》的故事,喜讀古典詩詞。
  在父親的指引下,譚政文16歲便投身革命。1926年,帶著父親送的《孫子兵法》,他到廣州報考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教導團。1927年7月,在中國革命的低潮,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
  一家除他之外,父親譚聿懷和兩位伯父及弟弟,都是紅軍。父親于1932年在反“圍剿”戰斗中英勇犧牲;三伯父在敵人嚴刑拷打下不幸喪生;四伯父從軍隊調回本鄉搞地下工作,被叛徒出賣,遭敵槍殺,暴尸示眾。譚政文的一家可謂滿門忠烈。
  1933年,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之后,保衛部門急需骨干,譚政文的革命生涯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拐點――上級決定調他去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即國家政治保衛局)受訓。此后,他便離開了自己戀戀不舍的戰斗部隊,專職從事軍隊保衛工作。受訓結業后,譚政文留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歷任預審科科長、偵察科科長、執行部部長。
  1937年抗大成立,譚政文在抗大一期一大隊學習,未畢業即留任抗大訓練部教育干事兼教員,后補發了二期畢業證書。從十年紅軍戰爭至抗日戰爭爆發,譚政文經歷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了所在部隊的全面抗戰開始時,西北保衛局改建陜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
  此時,譚政文的人生道路上出現了第二個重大的拐點――黨中央收回軍委擬派譚政文至八路軍一一五師任職的成命,將其轉調地方。重回軍隊,重返前線,成了譚政文終生難圓的一個遙遠的夢。為了黨和革命的需要,從此他離開心愛的軍隊,開始了24年在地方從事保衛、公安、政法工作的傳奇生涯。
  
  第一部《審訊學》
  1938年,譚政文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地方部部長及政治處主任,隨后譚政文對審訊工作的經驗、教訓、心得、體會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總結。為此,中央社會部專門組織了審訊研究小組,協助他集中精力研討、編寫審訊學。
  事實上,早在1933年,譚政文23歲時便在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訓練班上講授審訊課,頗得好評。正是在他9年前講課稿的基礎上,綜合階級分析、民族特性、職業心理、犯罪心理和審訊心理等諸多領域的學術成果,進行整理、補充、編寫,形成了除“導言”和“結束語”之外的六章結構。
  譚政文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的審訊學”的定義,說明了審訊工作的對象,人犯的種類,人犯的心理、伎倆,審訊工作的戰略戰術等。經兩個星期的辛苦努力,譚政文于1942年5月寫成并出版了我黨第一部《審訊學》,被中央審定為正式教材。屆時他32歲。
  對于《審訊學》這部草創時期的開山之作,譚政文有著清醒的認識。按照他在前言性的“幾點聲明”中表述的觀點,該書雖然尚不完善,欠完整,“粗枝大葉”,有些還屬“尚欠成熟的粗淺見解”。但那是他在整風運動中對自己在鋤奸保衛部門工作歷史的自我反省和檢討,是蘇維埃時代及抗日戰爭(內戰與抗戰兩個階段)中審訊工作部分經驗的總結。
  
  接手處理日本侵華戰犯
  正確處理日本侵華戰犯,是一項司法難度極大、政策性極強而又為全國人民及世界各國矚目的特殊歷史使命。譚政文為此被中央調到最高人民檢察署任副檢察長。
  為了使這項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還委派日本問題專家廖承志參與其事,并擔任中央處理日本戰犯領導小組組長,譚政文任副組長。
  1956年3月7日,周總理指示,改由譚政文擔任六人小組組長。無論大政方針,還是具體環節,整體工作始終是在周總理親自領導下有條不紊地進行。有時深夜一兩點,周總理還會給譚政文打來電話,或問情況,或作指示,掌握著全局。
  從1954年2月起,譚政文從全國各地調集了300多名司法干部,組成“偵處日本戰犯工作團”。他親自動員,在北京真武廟進行有關方針政策、法律程序、偵查審訊和調查取證等業務的短期集訓。一個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歷史資料的基礎上,采取“爭取下層,瓦解中層,動搖上層,孤立打擊少數特別反動、頑固、狡猾的戰犯”的策略,對在押的1062名日本戰犯開展了個別訊問與認罪檢舉相結合的大規模偵查。
  
  分類對待戰犯
  1954年3月7日,譚政文帶領工作團一行200余人移駐撫順,與撫順戰犯管理所200多名管教工作人員會合后,在工作團統一領導下開始了偵訊、管教日本戰犯與偽滿漢奸的工作。為利于保密又便于開展工作,工作團對外以“東北工作團”相稱。
  戰后十多年了,再對戰犯罪行進行如此周密的偵查,是非常艱巨的。
  一來戰犯多數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軍國主義分子,關押期間有機會串供,偵訊審理十分困難;二來由于語言不通,多數受害群眾對當時日軍的番號、罪犯的姓名等記述不詳;三來時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廣大的淪陷區,時空都成障礙;四來戰亂期間,許多罪證早已湮滅難尋。而這1062名在押日本戰犯中,每個人都犯有戰爭罪,各人所犯的罪行類別雜亂。
  根據以上情況,譚政文多次召開工作團委員會議,認真討論分析日本戰犯的現狀,有針對性地議定了對策和開展工作的方針、步驟。針對在押戰犯人數多、類型雜、罪行各異、職務級別不同的特點,決定區別對待:兵對卒,將對帥,互有側重,各個擊破。
  對于軍隊尉級以下的官兵和行政委任職以下的官吏,由于他們罪行較輕,采取以教育為主的方法,啟發引導其自覺認罪悔罪;對于軍隊佐(校)級以上軍官和偽滿洲國推薦任職以上的官吏,由于他們罪行比較嚴重,則進行重點偵訊。
  其中級別高、罪行大的個別重點對象,由工作團委員分工負責,親自偵訊。同時,先后派出6批干部,分赴12個省、區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間接的有力罪證。除在日偽殘留檔案、書報材料中查到有關證據4000余件外,還收集到控訴書、鑒定書和部分物證2.67萬余件。
  
  與古海忠之的正面交鋒
  在有計劃開展個別訊問、提證及對質的同時,1954年3月7日工作團召開“認罪檢舉動員大會”,正式拉開了大規模偵訊工作的序幕。能夠順利審判、正確處理日本戰犯,前提是對其成功的偵查。
  即使是審訊專家譚政文,在1956 年的政協會議上講到這一段工作的時候,也沒有避諱偵查工作的困難和擊潰日本戰犯心理防線的難度。
  他談道:“在開始調查的時候,絕大多數日本戰犯不肯低頭認罪,以‘優越’民族自居,狂妄自大囂張頑抗,甚至以自殺和絕食來要挾我們。”而譚政文領導的工作團以一顆重磅“炮彈”,攻開了日本戰犯的心防。
  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是在押戰犯中頗具代表性和有影響的角色。他與總務廳長武部六藏共同主宰著偽“滿洲國”的經濟命脈。策劃和制定統治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罪惡政策和法令措施,瘋狂掠奪東北地區的資源和財物,強行勞役、奴役、殘害東北人民,犯下了各種嚴重罪行。
  工作團從溥儀檢舉的古海忠之罪行中獲得線索,后又分別向偽“滿洲國”經濟部、厚生部、交通部、外交部等偽滿大臣和官員,調查了解和查證落實其主要犯罪事實。在之后對古海忠之的提審中,他終于開始坦白交代。鑒于其交代、認罪和悔罪的表現,以及當時將佐(校)級戰犯大多堅持頑固立場,普遍存在詭辯、僥幸、不肯交代、認罪的現狀,工作團作出了讓他公開認罪的決定。
  消息一經傳出,立刻在戰犯中引起軒然大波。古海忠之公開認罪的大會就在眾說紛紜的議論和猜測中,于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開了。在押的日本戰犯和偽滿漢奸全部參加了大會。
  古海忠之公開認罪的示范效應,取得了良好的預期效果。加上檢舉運動造成的分化瓦解,形成的巨大心理壓力,逐漸扭轉了戰犯特別是將佐(校)級戰犯消極抗拒的僵持局面,普遍開始了由小到大、由淺至深的交代、認罪,使偵訊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每個罪行都有兩個以上的證據
  就這樣,譚政文領導著“偵處工作團”,經過短短一年半的時間,便完成了對1000多名日本戰犯的全部偵查訊問工作。使他們在如山的鐵證面前,認了罪,服了法,創造了國際司法史上的奇跡。
  在此基礎上,從1955年年底至1956 年6月,檢、法、司(包括軍事檢察院和軍事法院)合署辦公,各方司法專家會聚北京臥佛寺,由譚政文牽總,依據“下層從寬,上層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認罪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和司法原則,起草起訴書、公訴詞、辯護詞和判決書等各類法律文書。
  大家在統一對敵的原則下,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共同準備,密切配合。后來,檢察、審判、辯護三方又分別進一步核實材料、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指導對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訴的罪行起碼都有兩個以上的證據。
  譚政文在1956年3月12日在周總理主持的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就日本戰爭罪犯處理問題分別作了說明性發言。在廣泛征求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意見的基礎上,4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作了《關于偵查在押的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的戰爭犯罪分子的主要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根據譚政文的建議,會議通過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確立了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六項原則,并由毛澤東以國家主席的名義于當日明令公布,解決了審處外國戰犯的法律依據問題。
  
  坐鎮指揮審判
  當時的特別軍事法庭分設沈陽和太原兩地。沈陽一庭是審理日陸軍大案的,審判長袁光少將,首席檢察員王之平少將;沈陽二庭是審理偽滿大案的,審判長賈潛,首席檢察員李甫山;太原庭審判長朱耀堂,首席檢察員井助國。
  審判從1956年6月開始,至8月結束。其間,譚政文三下撫順、沈陽,一下太原,工作細致到連特別法庭的具體設置都要親自過問。
  據很多受審的日本戰犯講,一進莊嚴肅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國法律的神圣和歷史的威嚴,內心感到沉重的壓力,令其終生難忘。在審判庭的樓上,專門為譚政文布置了一間辦公室,電話直通法庭上的審判長和首席檢察員,使他能夠根據現場的情況和變化,坐鎮指揮審判的順利進行,并開創了我國對審判進行現場錄音的首例。
  那時,對45名職位高、罪惡大,或職位雖低,但罪行嚴重、情節惡劣的主要戰犯,分成四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進行審理,根據其罪行輕重和悔罪表現,分別判處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對其余1000 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較好的戰犯,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訴,寬大釋放。
  1959年,我國政府又根據服刑戰犯的悔罪表現,先后全部寬釋了所有在押戰犯。譚政文領導的嚴正而寬大的審判,對日本戰犯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和感召力。中國人民不但在戰場上是勝利者,在法庭上同樣是勝利者。
  審判中,被判刑的戰犯對起訴的罪行一一供認不諱,表示沉痛的懺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證人謝罪,還有的跪地磕頭,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參與審理過其他戰犯的蘇、美等國司法專家,為之驚嘆折服,認為不可思議。至于被寬大釋放的戰犯,很多人更是感動得泣不成聲。他們把戰犯管理所稱為自己的“再生之地”。
  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國就發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罪行、號召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告日本人民書》,并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合會”,前日本中將師團長藤田茂當選為會長。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輩子睡覺不許自己的腳對向中國。很多人四處現身說法,教育自己的同胞。
  這一切,不但產生了一般人當初難以預料的深遠影響,在中國司法史乃至國際司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也在譚政文35年的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獨特的驕人篇章。
  (節選自《檢察生涯――高檢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檢察長訪談錄》,有刪改)
  責任編輯:張羽
  
  人物索引
  譚政文(1910-1961),湖南資興人,1926 年參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中共七大、八大代表。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公安、司法戰線第一代領導人之一,被毛澤東主席贊譽“文武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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